0:19 2018/8/7太后與我
作者：【英】埃蒙德.特拉內.巴…

太后與我 第一部分
編者序（1）
1939年，被日本人佔領的北京。
有一位神秘的老人住進使館區。他身著及踝長袍，花白長髯，頭戴一頂無簷兒圓帽，其上鑲嵌著一塊碩大的紅寶石，一副中國老派紳士的打扮。他操一口漂亮的北方方言，熟稔地招呼著僕役，讓使館區那些第一次見到他的外國人吃驚不小。
但此人卻並非中國人，而是英國子民，曾經是整個中國最赫赫有名的外國人之一。此前多年，他一直隱居於京城西郊，閉門讀書。現在日軍侵華，他不得不離開寓所，丟棄財物，另覓庇護所。正如1900年義和團及清軍圍攻使館區，殘暴剿殺洋人時，他也同樣被迫回到同胞處尋求蔭庇。
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幾年後的某日，使館區有位叫做雷哈德.賀普利（Reinhard Hoeppli）的瑞士籍醫生，坐著他的人力車經過這老人身邊。那滿族車伕一看到這老人，就急忙告訴賀普利他們可見到大人物了。這車伕說，他們剛剛經過的這人，據說是大清帝國最後一位統治者——慈禧太后的情人！這位老人，就是埃蒙德.巴恪思。
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爵士埃蒙德爵士稱謂自己是「Bacchus」，中文「巴恪思」，但他宗戚的後人告訴我們，應該是「Backhouse」。，英國從男爵，祖上曾是顯赫的奎克家族（Quaker）。1873年出生於約克郡的列治文市（Richmond），分別就讀於埃斯科（Ascot）的聖喬治中學溫徹斯特學院。在牛津大學，他沒有讀完大學課程，但他學習慾望強烈，對語言有一種罕見的天賦。1898年他來到北京時，已經能夠熟練地掌握法語、拉丁語、俄語、希臘語和日語。不到一年，他便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並為其提供線索。《泰晤士報》的G. E. 莫裡森博士（Dr. G. E. Morrison）曾寫到過他：「在北京城，沒有人能像他一樣翻譯中文如此得心應手。」1903年，中國政府擢升他為京師大學堂（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後，他成為英國外務處專員，能講流利的蒙古語和滿語。
巴恪思職業生涯中的輝煌時期是在1910年，他與另一位《泰晤士報》的記者布蘭德(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該書首次以全面的視野向讀者展示了中國帝制上最後一位偉大統治者的形象——她與一個搖搖欲墜的清朝。此書文筆平易淺近，引人入勝，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書中大部分資料來自「景善日記」景善者，滿洲正白旗人（1823年-1863年），同治二年任翰林院學士，以理學著名於世；次年轉內務府官；同治八年升內務副大臣；光緒五年升任內務正大臣。其父桂順在道光朝為都統，甚得信任。景善之家，與葉赫那拉有戚誼，與滿洲各貴族皆有關連，因之景善於朝廷鉅細之事，皆詳悉無遺。，據說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巴恪思在混亂中發現的。此書風靡世界，一時被傳為曠世之作，一年之後清朝滅亡，這本書以及巴恪思本人，聲名更是如日中天。
這只是故事的開始。埃蒙德爵士與布蘭德另外合著了《北京宮廷回憶錄》，在學術界同樣深得稱頌。1913—1922年之間，他把大量珍貴的中文印刷書以及部分卷軸和手稿，都捐獻給牛津大學博德萊安（Bodleian）圖書館。1918年，他與悉尼.巴頓爵士（Sir Sydney Barton）合作，完成了《漢英口語辭典》的修訂工作，該辭典由著名外交家、漢學家沃爾特.希勒爵士（Sir Walter Hillier, 中文名字禧在明）編纂。由於希勒爵士的個人推薦，巴恪思被聘為倫敦國王學院中文系教授，但出於健康原因他未能赴職。
編者序（2）
巴恪思同時代的人形容他：性格古怪，言語輕柔，彬彬有禮，態度謙恭。他風度迷人，十分健談，但同時又是個隱士。他在北京寓居四十五年有餘，遠離使館區的保護。他摒棄了早年衣冠楚楚的做派，服飾及生活習慣都完全中式。他我行我素，盡量避免與西方人接觸，到訪某地之前總遣僕人先行，確保並無外國人在。甚至於坐人力車時倘若從外國人身邊經過，他竟然會掩起面孔。但除了這些怪異行為，幾乎所有見過他的人都認為他好客又風趣。
巴恪思於1944年1月辭世巴恪思死亡的官方診斷是「大腦軟化」，但在這之前，他的健康已是每況愈下。據他的醫生說，他「患有高血壓，頭暈，前列腺增生以及泌尿系統疾病」。去世前不久他突然昏倒，據醫生描述，面部歪斜，說話困難，應該是死於中風併發症。。他本該帶著人們的尊敬歸於沉寂，沒想到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又舊事重提。
1976年，特雷弗-羅珀出版了《隱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謎》（之後再版，改為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北京隱士》）TrevorRoper, : England, 1993.，描述了一個完全不同、可以說相當陰暗的巴恪思形象。該書指責埃蒙德爵士有計劃、有步驟地偽造證據，欺世盜名。巴恪思生前，即有人質疑過《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中提到的「景善日記」是否確切最早認為該日記不屬實的人是巴恪思的同事莫裡森博士，（1911年3月2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晚上去拜訪巴恪思……當他談到『景善日記』的時候面紅耳赤。」）之後是在上海工作的記者威廉.路易松（William Lewisohn）。第一個以翔實證據駁斥他的人是J. J. L. 杜文達科（Duyvendak），他在早期做過鑒證〔參見《景善日記之謎》（Chingshan』s Diary a Mystification）,《通報》，1937【2nd Ser., Vol. 33, Livr. 3/4】, pp. 268294〕。近年，該日記再次被質疑：羅海民發表《景善日記：偽造之線索》一文〔參見《遠東歷史》，1991年6月（第一期），pp. 98124〕，列舉了景善實際生活與該日記所描寫的情況之間的重大差異，極具說服力。儘管大量證據表明該日記系偽造，但畢竟它確實提供了不少信息，依然常被無數東西方學者引用。，但從沒有人懷疑過是他一手偽造的。特雷弗-羅珀不僅指責巴恪思有意參與杜撰日記，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隱瞞證據，犯下一系列欺騙行為。他列舉說，巴恪思多次以生意買賣為借口行騙，諸如售賣根本不存在的宮廷珠寶，還有用子虛烏有的船，運載假象的武器進行軍火交易。按照特雷弗-羅珀的說法，總是有人上他的當，因為西方社會對中國缺乏瞭解，很容易就認為是不道德的東方人在整個交易中騙了他們。
特雷弗-羅珀在書中最聳人聽聞的部分，是揭露巴恪思在臨終前一年所完成的自傳體著作——《往日已逝》（The Dead Past）及《DM》英文版《太后與我》的簡稱。，根本是傷風敗俗的淫穢之作。在這兩本書中，巴恪思以回憶錄的形式按時間順序記錄了他在英國和歐洲的年輕時代（《往日已逝》），以及晚清末年寓居中國的生活（《DM》）。他稱自己不但見過許多赫赫有名的文學和政治人物，而且曾與他們同床共枕。埃蒙德爵士記述了他與不少名人的性交往，其描寫可說細緻入微，包括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奧布裡.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保羅.魏爾倫（Paul Verlaine）以及索爾茲伯裡（Salisbury）首相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寫道：「如果一個青年有幸與首相發生性關係，其過程中所有要求必定是後者提出的。」。他所披露的曖昧關係幾乎都是同性戀，只除了一人例外，此人竟是個石破天驚的大人物：中國一代專制統治者，1908年駕崩的慈禧太后。
編者序（3）
特雷弗-羅珀在巴恪思的罪名之後還加了一條：叛國親敵。他說，巴恪思晚年對軸心國狂熱崇拜，看到他們每一次勝利都會喜形於色。他認為巴恪思這種法西斯情結並非緣於年老智昏。他的作品本身充滿了對歐洲專制時期的懷念，以及對拿破侖式鐵腕統治的衷心愛戴。在他祖國最黑暗的日子裡，巴恪思背叛了它。
特雷弗-羅珀評價巴恪思「無論與人交往還是做學術，都相當勢利」，其實，他既非出身名門，又不善社交，雖聲稱結識權貴，卻不足以與人家相提並論。他的淺薄可以從1890年左右的唯美主義找到根源，提倡「清高、叛逆」，這種思想影響其一生，到晚年發展成為法西斯迷戀。
特雷弗-羅珀同樣指出，巴恪思的虛榮導致他盲目自大，滿腦子幻想，以至於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幻。他醉心於自己的編造，甚至能不假思索、栩栩如生地描述其中的細節。豐富的想像力和無可置疑的個性魅力使得他在行騙時得心應手，常常讓那些對他深信不疑的人最終吃盡苦頭。
特雷弗-羅珀的結論是，巴恪思根本無力分別事實與杜撰，假如作者長久以來缺乏誠實的話，無論他的作品曾經多麼具有歷史價值，最終也不足取信。
特雷弗-羅珀說，鑒於他的記錄疑點重重，我們有理由認為《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中提到的「景善日記」是巴恪思自己別有用心的編造，這轟動一時的自傳，不過是一部色情小說而已。
「無論文筆如何有才情，也無法掩蓋這種病態的淫蕩。」 特雷弗-羅珀說。它們不過是一個自閉的同性戀的淫穢想像，是他「壓抑扭曲的性慾的最後發洩」。
定論形成。隨著《北京隱士》的出版，埃蒙德.巴恪思以及他對中國學術所做的一切貢獻被扔進故紙堆。他成了歷史上一段野史艷聞，一段色情笑話。人們記起他時，也不過是個可憐的同性戀、幻想狂、大騙子。
但又怎麼解釋雷哈德.賀普利和他饒舌的車伕的話。
雷哈德.賀普利醫生之前曾受聘於北平協和醫學院。日軍侵華期間，他是瑞士駐北京的榮譽領事，負責管理同盟國的事務。他為巴恪思治療，並成為好友，常常與他討論巴恪思早年的生活。賀普利被他的故事所震撼，勸說埃蒙德爵士將他的生平寫下來，甚至為此付報酬給這個病困潦倒的老人。巴恪思寫出來的就是這兩部手稿：《往日已逝》和《DM》。賀普利做兩書的編輯並為之寫了後記。
賀普利不願把兩部手稿在他生前出版。他於1973年去世，六個月後，兩部手稿由他的朋友、從前的同事魯道夫.格裡（Rudolf Geigy）博士在巴塞爾機場秘密轉交給休.特雷弗-羅珀。最初特雷弗-羅珀是準備將其付梓的，但後來發現巴恪思有著許多欺騙行為，決定改而寫一部他的傳記。出版商力勸他在《北京隱士》裡透露若干手稿的情節，但被他婉拒了。他認為這會讓他本人顯得低劣，或許會招來巴恪思家人的鄙視。於是他將手稿留給巴恪思鍾愛的牛津大學博德萊安。賀普利同樣也將手稿複印了幾份副本，轉給倫敦的英國博物院、巴黎國立圖書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城的哈佛學院圖書館。幾十年來它們乏人問津。
有一位賀普利的朋友曾描述他是一個「尊貴、威嚴的人，禮數周到，一副老派作風，是一位沉穩的學者」參見莫裡森.阿拉斯德爾（Morrison Alastair）：《為賀普利博士辯護》（Defending Dr. Hoeppli），《紐約書評》1977年9月14日（Vol. 24, No. 14）。，但特雷弗-羅珀的評價卻不甚中聽。他指責賀普利幼稚，完全相信巴恪思所寫的一切，但同時他把賀普利當成重要的資料來源，在《北京隱士》中他所描寫的巴恪思的晚年生活，大量借用了賀普利所著的後記。特雷弗-羅珀甚至寫到了賀普利的滿族車伕認出巴恪思是已故慈禧太后的情人的細節。
編者序（4）
這個細節對特雷弗-羅珀來說並不有利。該車伕是《北京隱士》中唯一一個中國籍的評論者，這種不受任何人影響的評論支持了巴恪思令人震驚的說法。但特雷弗-羅珀引用此事之後，再沒有重新提及，也沒有作出解釋。但筆者認為這一反方證據，給了我們充分理由，重新檢視埃德蒙.巴恪思爵士的名譽之謎，重新審視特雷弗-羅珀義正詞嚴的譴責和駁斥。
我從博德萊安圖書館拿到《DM》長達1393頁的完整原稿，從此開始了研究。巴恪思的手跡很難辨認（見手稿照片），第二章和第三章也缺失了。在328頁，我欣慰地發現了賀普利博士完整打印稿的第一頁。除了巴恪思的註釋，剩下的六百餘頁，以及賀普利的後記，都完全清晰可辨。第二部分書稿共有476頁，是已經編輯過的《DM》的「最終版」，預備在作者死後出版。
我首先讀的是賀普利的後記。許多內容在《北京隱士》中已經提及，但賀普利給我的印象，並不是特雷弗-羅珀所指責的那樣，輕信、懵懂，是個不知情的同謀。
在1993年版的《北京隱士》的附錄中，特雷弗-羅珀回應賀普利的維護者，他提醒他們說，賀普利「多次公開宣佈，巴恪思的『回憶錄』真實可信」。「如果賀普利確實覺得巴恪思在騙人，」 特雷弗-羅珀說，「為什麼他從來沒有把他的懷疑記錄下來？」
但其實他記錄了。在後記中，賀普利寫到，他相信巴恪思的回憶錄「並非純屬想像，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實基礎上」，但他補充說道，「這些事實在多大程度上因記憶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像成分，只能留待以後判斷，在研究完所有的資料之後再作評論」。後面他還談到，當問到巴恪思關於《往日已逝》的片段，他「多多少少記起來，不可能見到過蘭波（Rimbaud）」。賀普利不止一次提到巴恪思想像力驚人，在文中也寫到過作者似乎無法把頭腦中的空想與親身經歷區分開來。簡而言之，賀普利相信回憶錄是事實而非捏造，但他也提醒讀者不可全盤相信。
賀普利的後記（也收錄在本書中）是特雷弗-羅珀的參考資料，在《北京隱士》中對巴恪思的多次揭露俱是以此為據。作為首次，賀普利還提到《DM》和維克多.謝格蘭（Victor Segalen）的小說《勒內.萊斯》（Rene Leys）之間有驚人的相似，後者出版於1922年，描寫的是太后的一位外國情人的故事。後記還寫到，1910年左右有人試圖偷竊慈禧的珍珠馬甲，據說巴恪思也有份參與其中。至於「景善日記」，他確信系偽造，也認為人們「自然會懷疑埃蒙德爵士」，但他本人並不同意這一說法。
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賀普利對巴恪思性情和人格的描寫。他與特雷弗-羅珀所持的觀點大相逕庭，如果原因僅僅是因為賀普利曾見到過巴恪思，那麼就值得深思了。他說巴恪思根本不是勢利小人，他對貴族階層相當「傲慢」，反而「和下層階級的人能夠迅速打成一片」。賀普利不否認巴恪思過分敏感，情緒無定，有他的缺點，但正是他內心的善讓人們忘記他的缺點。埃蒙德爵士的「善良」，賀普利補充說，「正是他最大的魅力」。
在後記中，巴恪思也不像《北京隱士》中所描述的那樣是頑固不化的「精神法西斯」。賀普利說巴恪思是他見過的最反英的英國人漢語學家司禮義神父（Paul Serruys）在致何大偉（David Helliwell）的信中（1986年12月1日），談到巴恪思在姐妹會天主醫院（Catholic Hospital of the Sisters）時，「不斷抨擊英國政府，以W. 丘吉爾為代表，他曾與其同窗。他們曾打過一架，丘吉爾把他擊倒在地說道：「有一天我會成為首相！」司禮義認為，這聽來「似乎只是一個老人的絮語」。，但他同時也說，「他不願聽到別人詆毀英國人」。他認為，巴恪思讚美日本禮儀，稱頌「無敵的大德意志國」，這種親軸心國姿態，可能是源於害怕日本佔領軍的報復。就我們對巴恪思的瞭解，這個解釋很合理。當日本佔領北京、納粹肆虐歐洲時，巴恪思年事已高，身體病弱，作為敵國公民，本該被扣押，但日本人給了他特殊照顧，才得以倖免官方的說法是，他因老邁多病得到豁免，但據賀普利說，巴恪思稱自己1920年之後被迫做日軍的翻譯。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無論是照他自己還是別人的說法，巴恪思是個膽小之人。災難臨頭時，他多是臨陣逃脫或稱病躲避。
編者序（5）
《DM》中有一段隱晦的話，似乎是巴恪思祈禱厄運降臨軸心集團：
或許，此語（幸運，不幸，幸運）指當前發生之事，否極泰來：塞翁失馬，未嘗非福，如諺語所說。
在另一處，作者譴責意大利法西斯摧毀了意大利的自然美，在這一點他提到義和團首領，將其比作納粹地方頭目高雷特（Gauleiter）。巴恪思顯然對癲狂的民族主義者義和團並無好感，對於一個用詞講究的語言學者來說，做這樣的類比應該不是無心。巴恪思的確曾隨口抨擊過猶太人，說英國國王的祖上有猶太裔，不過這事鮮為人知，他特別喜歡跟圓滾滾的猶太女人在一起。「可歎！」他感慨說，「政府就在這種人手裡！」這樣的批判雖然不遜，但在他那個時代卻不罕聞。無論如何，像巴恪思這樣後半生的四十五年遠離故鄉，和同胞完全隔離，他也很難對歐洲政治有多感興趣。
在此討論賀普利是否可信以及巴恪思的政治傾向，不過是為了說明，也許特雷弗-羅珀忽略了或者輕視了某些對己不利的證據。但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DM》到底有多少價值？裡面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實成分？巴恪思會不會真的像他所說的那樣，是清朝宮廷的常客、慈禧太后的情人？
故事是從「淑春堂」開始的，名字聽起來有點嘲諷，這是北京中心區一個豪華的同性戀妓院。巴恪思在這裡遇到載瀾以及他最寵愛的男妓桂花。他目睹二人做了一系列性事，而後加入其中。第一章即充滿了細緻的性描寫，顯然可以看出巴恪思並不像特雷弗-羅珀所說的那樣，是個「壓抑的」同性戀。他對妓院的這一套進進出出（不知如何更好形容）瞭如指掌，並且饒有興致地記錄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特雷弗-羅珀竟然會認為巴恪思壓抑。他在牛津其間，整日和一干毫不避諱的同性戀作家及詩人來往。但特雷弗-羅珀說，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所描述的他與這些人，包括奧布裡.比爾茲利以及奧斯卡.王爾德的關係，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承認，G. E. 莫裡森博士說過，聽聞巴恪思與王爾德醜聞有關。另外，特雷弗-羅珀在他1993年版的編後記裡補充說，比爾茲利所主辦的雜誌《黃皮書》（The Yellow Book）的文學主編，曾有一封信提到巴恪思。
特雷弗-羅珀似乎無視這些證據，只是為了讓我們相信，儘管巴恪思巧言令色，魅力無比，到底不可能跟整個英國最出類拔萃的同性戀全都上過床。理由？就是「因為他們中沒有人公然譴責過他」。好像他們會這麼做似的。
更有可能的是，巴恪思就像他自己常說的那樣，是個性慾亢奮之人。我們有理由猜測，在「放縱的九十年代」，他從他的同儕、他的偶像——例如王爾德——身上看到一種嶄新的、以前從未想像過的、公然的同性戀生活。而1895年，王爾德因性變態罪入獄。巴恪思參與籌款為王爾德辯護——這一點特雷弗-羅珀也提到——這可能就是他對英國人心生怨恨的原因之一。這次事件對他的影響有多大，我們只能推測。但我們確鑿知道的是，三年後，他住在北京使館區之外的地方，餘生都盡量避免與西方人接觸。
按照《DM》的描述，如果是在二十世紀之交的北京，巴恪思就能找到一個對自己的審美趣味更寬容的地方。引用歷史學家吳存存在《晚清時期的同性戀意識》中的話：
編者序（6）
（乾隆）皇帝統治末年1796（北京）有幾處地方十分出名，為男妓和優伶所居，其間的男子艷絕天下，在會館或妓院接客……晚清末年男色之好風靡，男伶妓館在京城大有蓋過青樓女子之勢……同性之戀存在於各個階層，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尤其在文人中最為盛行。同性戀行為不但不受譴責，那些相貌姣好的男孩子更是被迷戀追捧。Wu ：RoutledgeCurzon，2004.序00序
從一個西方人的角度來說，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傳統社會，對同性戀如此寬容，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更何況在此之前的幾百年間，同性戀一直受到社會輿論和法理的雙重迫害。在封建時期的中國，同性戀的發展幾乎和西方完全隔絕，但如果將其看做同一亞文化下的兩個分支，那就錯了。
同性戀，尤其是男同性戀，始終與中國經典文化緊密相連。對同性之愛的描寫要上溯到古代，在一些家喻戶曉的經典著作中都有突出描寫，例如《金瓶梅》，以及被認為是中國最有影響的小說《紅樓夢》。
同愛，尤其是男同愛之風之所以能在中國興盛，原因之一是不像西方一樣涉及宗教褻瀆。只要個中描寫不超過孔孟之道所能承受的範圍，則不會犯眾怒。似乎社會標準也沒有嚴格地區分同性戀和異性戀，而那些同性戀者也並不將自己當成完全的同性戀。早期性學家、同性戀權利倡導者馬格斯.西謝腓（Magnus Hirschfeld）在二十世紀早期遊歷中國時就曾注意到這一點。他寫道：
同性戀男子幾乎都結婚。但他們從不納妾，他們娶妻多是父母之命，之後也經常分居。他們中很少有充當女性角色的，大多是只具有很少的女性氣質，或根本完全是陽剛氣十足。Hirschfeld，Magnus.《遠東的奇異性風俗》（Curious Sex Customs in the Far East），也有版本書名為《男人和女人》。New York: Grosset